受訪人： 張瓊婷副教授 / TSH 吳奕辰、張朝翔 採訪整理
去年（2022年）三月行政院公布的2050淨零轉型策略中，民眾行為改變的「生活轉型」是重點之一，主張邁向低碳的食衣住行，以及以「使用」取代「擁有」的未來生活價值觀。然而，自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快速工業化、持續經濟成長、大量生產與消費一直是臺灣主要的發展路徑，與生活轉型策略有相當程度的矛盾。如何化解這些矛盾，將是淨零轉型路徑能否成功的關鍵之一。
為此我們特別訪問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的張瓊婷副教授，她的研究專長涵蓋綠色經濟以及永續消費與生產，透過她的經驗，我們一起思考「經濟」與「環境」之間相互糾纏的關係，並勾勒既能低碳又滿足需求的未來生活圖象。以下為專訪紀要：
臺灣永續棧問（以下簡稱問）：政府發布的2050淨零排放路徑，勾勒一個低碳生活的樣態，您認為這樣的路徑會與過去的發展路徑衝突嗎？
張瓊婷老師答（以下簡稱答）：在過去的發展路徑中，「經濟成長」被奉為發展的圭臬，國內生產毛額（GDP）也一直是國家發展的主要指標的背景。但在接下來的發展路徑中，我們需要正視的其實不是經濟發展，而是生活福祉。若我們比較各國數據（如圖一 [1] ），可以看到人均GDP越高的國家，在一些福祉的指標上如識字率、壽命、或生活滿意度等不一定就比較高。有些人均GDP不高的國家，人民卻很滿意自己的生活。這就讓我感到很好奇。
（編按：例如圖中的以色列，人均GDP不到四萬美元，生活滿意度超過7；但是人均GDP將近六萬美元的香港，生活滿意度僅約5.5，甚至低於人均GDP僅兩萬元左右的幾個南美洲國家。）
從「成長」到「後成長」
問：請問您覺得是什麼樣的生活模式，大家不一定有錢但也滿意自己的生活呢？
答：我認為有一種「後成長」的生活模式，以前有人稱作「棄成長」（de-growth），但這是一種負面表述，雖有不少討論，但引起的共鳴較小，還未能在政策面上發揮影響力。現在改講「後成長」（post-growth），有點像「現代」與「後現代（post-modern）」的對比，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既然成長不一定帶來福祉，那就來看是否有其他路徑可以帶來福祉。例如芬蘭政府就提出「從少獲得更多」（more from less - wisely），以較少的物質，達成較高的生活品質；或是德國的永續消費國家計畫也提出以「非物質」（immaterial）手段提高生活品質[2]。這些都是試圖找尋低碳又有福祉的發展模式。
更少的錢，但更多的福祉
問：請問有什麼「非物質又增加生活福祉方式」嗎？
答：英文有個概念是「voluntary downshifting」，它有清簡、慢活，甚至調降薪水的意思。這聽起來很違反直覺，誰會嫌薪水太多呢？但這其實是以金錢換時間，讓你有空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我之前在荷蘭工作時，法規允許全職工作者選擇較少薪水但也較少工時的契約。我有同事是一週上班兩天，老公三天，這樣每天都有人陪小孩，小孩長大後也可以換回一週五天的契約。這需要政府推動相關制度並保障這種彈性。
問：請問這是否類似兼職呢？這樣相關福利也跟著變少嗎？
答：他們兼職者享有的福利和全職者一致，因為大家都是人啊。福利是針對「人」，而非針對「勞務類別」。如果雇主把「人」當作投資對象，就會看重人需要的福利；但若只是在採購「人的時間」，那思維就不同了。這兩種價值培養的人才也不一樣，包含向心力和忠誠度等，但臺灣大部分企業仍是以採購「人的時間」為主。政府也是，勞工若減少上班時數，去做陪伴小孩這種沒有直接增加GDP的行為，當然不見容於以GDP為主要指標的政策方向。
同樣的需求，不同的滿足方式
問：所以其實福祉是多面向的，其中許多不能單以錢就能滿足，那在淨零生活轉型中，可以如何去設計與滿足呢？
答：我們可以先把「需求」(needs) 和「滿足方式」(satisfiers) 區分開來。這是經濟學者Ｍax-Neef的理論[3]。舉個例子，現在有很多外送食物，這背後的需求是懶得自己煮，又想盡快吃到東西。但這需求有很多滿足方式，例如我之前在荷蘭參加晚餐俱樂部 (Dinner Club)，三五好友約定輪流去誰家吃飯，就不用每天煮，而且不只吃得滿足，還對獨居者或是人口數少的家庭有社會支持的功能。
問：但不是每個人都有鄰近的三五好友，或是也不一定都很會煮飯，那有什麼滿足方式嗎？
答：這就是政府和學界需要好好研究的。可以先將改變意願的強弱程度區分為三種：無意者、有意改變卻力不從心者、和積極者，分別研究他們遇到的困難，再規劃政策來排除困難。第一類比較頑固，可能得等到多數人都改變時才會想要跟上，那政策上就可以把這類人擺在後面一點的時程再說。
第二類的人有知覺想要改變生活模式，但做起來有困難、有麻煩、或是就懶得出去交朋友。那就要針對這種需求做研究，然後設計不同的滿足方式，例如更容易取得的煮飯教材和食材，或是更好吃的即食食品（ready-to-eat）之類的，讓你也能夠煮飯，甚至交到更多朋友。
問：這些滿足方式，也可以出現低碳選項嗎？
答：當然有，就是設計各種誘因，像是你買飲料就給你用環保杯可以折扣；或是更方便的機制，例如你逛街忘記帶袋子，店家有蒐集二手袋子可以拿，就不需要消耗額外的物質資源。總之就是減少成本或其他增加誘因的方式來刺激行為改變，這有很多可以研究。
正視浪費的結構，創造指引邁向淨零生活轉型
問：那麼第三類的積極者，是否就不在討論範圍內了，因為即便沒有提供政策誘因，他們還是會改變行為？
答：不是的，第三類的積極者仍然會遇到結構問題，使他們改變行為時跌跌撞撞。例如我小孩的玩具壞了也想要拆開看是接觸不良還是其他問題。網路上也有些資訊。但受限於知識能力或是耗材不易取得，就沒辦法；或是規格變了也不能更換。還有就是我常用的保溫杯，比較容易壞的部位是蓋子裡那個矽膠套圈，但廠商過了一段時間就不再賣同樣模組的產品。結果本來保溫瓶可以用幾十年，我也願意更換零件延續使用，但就因為一個小套圈壞了，就只能整個丟棄。所以這會需要一些政策來去干預市場，避免這種結構浪費。例如蘋果的iPhone在歐盟壓力下使用Type-C的充電埠規格，使單一的充電器便適用於所有類似的電子設備，從而減少電子垃圾，邁出生活轉型的一小步。
問：您建議還有什麼方法或政策可以更進一步導引生活轉型？
答：應該這麼說，在淨零轉型的共同目標之下，我們要形成一套能夠落實這個目標的共同價值來引導政策和學術研究的方向。例如是否有GDP之外的指標能更適切地反映淨零生活的圖象。但是目前的研究多半是發展出自己的指標（參考表一、小百科[5]），發了幾篇文章或報告，就沒有太多後續了。這些另類於GDP的替代指標裡面，最廣泛使用的是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HDI）」，但影響力仍不如GDP，其他更不知名的指標自然也仍沒有成為國家的施政方針，實際應用與影響力有限。所以確實有很大的社會科學知識缺口以及知識到行動之間的缺口，需要政策上鼓勵學者更大膽地對做這種低碳但違逆慣習的研究，才能勾勒出淨零綠生活的圖像。
表一、另類於GDP的替代指標[4]
參考文獻
資料來源：網站Our World in Data。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gdp-vs-happiness?xScale=linear
Manfred A. Max-Neef (1991). Human Scale development. Apex Press, New York. 1991.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319153338/http://www.max-neef.cl/download/Max-neef_Human_Scale_development.pdf
另可參考《發展研究與當代臺灣社會》第一章「全球南方觀點下的國際發展與援助」彙整2016年以前20種替代指標，連結：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serialtext/?item=0010732167&page=6
小百科摘要資料來源：https://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8131721/8131772/Stiglitz-Sen-Fitoussi-Commission-report.pdf
＊編按：本文之張瓊婷老師照片經張老師本人同意，取材自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電子報：https://epaper.cm.nsysu.edu.tw/wp/?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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